黄遵宪介绍和论说权利系统而深刻的内容，更多地反映在《日本国志》第27、28卷中。

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89)。(24)《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载《人民日报》，2013年1月23日，第1版。

例如，2018年11月6日，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指出：加强社区治理，既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也要发挥居民自治功能，把社区居民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做到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明确提出：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保障宪法法律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利，是实行备案审查制度、开展备案审查工作的初衷所在、职责所在。(12)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9页。(107)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2页。宪法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是实施宪法的重要基础。

这样的法律或者工作规定要明确宪法解释的提请主体，启动事由和方式，征求意见机制，宪法解释案的审议程序，表决通过的比例要求，宪法解释的效力位阶，宪法解释的名称和公布等具体问题。(20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1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49]这些都说明了总章程的团结、凝聚功能。

第二，宪法实现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的逻辑同构。从这个逻辑出发，我们必然要建立一种合宪性审查全覆盖的逻辑，它包含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审查对象的全覆盖。在这里，我们不能停留在组织优化、结构合理、功能适当等技术性层次来思考中国合宪性审查机构的建立问题，必须寻求实质规范性理论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来自于具有共同意志的人民，本身就是人民的同构和缩小，体现的是人民作为主权者具有的成熟、完满、最高的政治属性。

……其他三件都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到宪法在绝对王权时期，作为君主单方拟定、允诺、对自身权力加以约束的文件，体现君主与市民阶层，尤其是代表市民的议会之间的斗争。

[80]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中央全会即依据宪法做出了若干重大改革决定。人民共和国宪法观不仅要完成对资产阶级抽象法权虚假性的揭示，[6]它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要贡献一套世界历史图景的普遍宪法叙事，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世界观的根本反映。[48]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建立了中国实质宪法两个最重要的政治要素，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则揭示了总章程来自主权者的根本政治决断。[79]习近平，见前注[16]，第201页。

二是坚持政治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结合。三是存在事前审查或事后审查的不同情况。[20] 新—旧宪法叙事，既不同于冲击—回应模式背后的空间概念，也不同于传统—近代背后的时间概念，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将中国置于西方秩序所规定的时空坐标中谈论其存在方位的逻辑，建立起以政党政治的世界观为尺度衡量文明优越的道义坐标，这种叙事的核心命题可以归结为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建立以革命—解放为目标的宪法进步主义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儒家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中国的根本法同样以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根本内容之一，但没有设定主权与人权的对峙关系。

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包含事前审查、事中审查与事后审查。[2]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就将中国近代以来林林总总的宪法概括为三种势力所要求的宪法观，即晚清政府到蒋介石国民党的伪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和人民共和国宪法。

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我们始终从自身视角出发，强调宪法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10]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 [11]从而建立起以我为主的历史剧情主线, [12]在看似连续的历史叙事中实际上揭示出前两种宪法观与人民共和国宪法观的巨大意义断裂：只有第三种宪法观才真正建立起人民主体的历史哲学，即以人民作为历史叙事的主体。来源：《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

第一，治理型宪法的首要特征是对国家战略与制度进行顶层设计。习近平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写入现行宪法，就表明了中国宪法能够将长远历史目的与当下具体情势进行区分，通过将阶段性设定为一种工具，以容纳更多有弹性的、侧重探索性的制度安排，避免了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冒进与激烈变动。没有人民的授权，国家机构就失去了权力的来源和基础，将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章节放在国家机构之前能较充分体现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性质，[40]就深刻反映了这种同构性逻辑。在西方传统宪法审查机制里，其对象主要是法律，这是立法机构与人民主权分离的必然结果，要防止立法者僭越人民的地位，但在中国，合宪性审查交给最高人民代表机关来行使，它就不仅仅只针对狭义的法律进行审查，要确保法治统一，必须实现审查对象在制度意义上的全覆盖，正如习近平指出：有关方面拟出台的法律规章、重要政策和重大举措，凡涉及宪法有关规定如何理解、如何适用的，都应当事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确保同宪法规定、宪法精神相符合。[71]20世纪五十年代的吕特案成为永久的基本权利革命的开端，联邦宪法法院发展出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将其客观价值秩序效力辐射到整个法秩序中，宪法诉愿制度的存在更使得公民有可能直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诉讼，直接对抗国家机关对基本权利的侵犯。

宪法强调要保护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这是公民最起码的自由和权利。[31]王叔文：《宪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宪法实施的目标是促进各个国家机关围绕总章程设定的战略顶层设计，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完成统一的国家目标与任务，提高国家治理绩效，防止互相掣肘，[77]而不是通过宪法实施来调控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处理以政党竞争为核心的政治意志博弈过程。尽管中国宪法实施也蕴含着重要的人权保障目标，但它不是通过直接在具体法律争议中适用基本权利条款来实现，治理型宪法更多将其纳入国家宏观制度设计与安排中，通过执行这些制度来发挥权利保障功能。

六、结语 在学理上深入探究依宪治国的中国逻辑是我们坚持依宪治国的理论前提，也是宪法的中国学应有的理论追求，更是超越西方宪法观为我们设定的时空秩序、寻求宪法的中国主体性之必然。[35]舍勒，见前注[7]，第68-245页。

[13]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100]这是典型的事后审查。[86]Georg Vanberg,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66. [87]刘少奇，见前注[3]，第22页。[89]因为五四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同过渡时期的情况和任务相适应的。

这也与近代欧洲宪法观念的发展大异其趣。按照博肯福德（Ernst-Wolfgang Bockenforde）的梳理，从17、18世纪宪法作为贵族的权利清单与统治契约而存在，是封建领主之间斗争妥协的产物。

将天下主义改造为谋求人类普遍解放的无产阶级政治世界观图景，以证明其对资本主义宪法的超越。人民宪法的叙事区分了作为一盘散沙的人民和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中国人民在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革命使得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起来了。

[72]虽然《基本法》的目标是建立统治，并限定统治，但联邦宪法法院以基本权利教义学为核心的专业工作实现了所谓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实证主义, [73]成为一种典型的权利防御型宪法实施模式。传统—近代框架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模式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

[17]（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61页。第四，审查标准的全覆盖。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历史地看，这些变动都涉及不同主体对制宪权的根本争夺，例如法国大革命胜利后不断出现的革命—复辟浪潮中的宪法变动，纳粹政治对魏玛宪法的打破等。

中国的人民主权概念因而是具体的、实践的、历史的，并非基于一次拟制的授权形式而固化。[99]习近平，见前注[36]，第206-207页。

[4]（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31页。在这个维度上，学者认为总章程是指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52]另一方面通过宪法，共同体决断了面向未来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发展道路、奋斗目标，规定了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原则，规定了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 [53]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将宪法概括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章程。

[90]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42]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